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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热闹景象，在长安更是寻常。

    西市胡商云集的“波斯邸”里，撒马尔罕的商人用梵语与突厥语讨价还价，康国的乐师在酒肆中弹奏琵琶，吐蕃的僧侣在慈恩寺翻译佛经。

    去年鉴真和尚东渡时，日本遣唐使吉备真备特意在青龙寺设斋，邀请了二十多个国家的留学生赴宴。

    席间，新罗学子崔致远用汉文赋诗，大食商人献上鸵鸟蛋，吐蕃贵族跳起锅庄舞，连李隆基的妹妹玉真公主都忍不住加入其中，与众人共饮葡萄酿。

    从泰山返回长安的途中，李隆基特意绕道洛阳。

    这座与长安并称“二京”的都市，正上演着初夏的繁华。

    天津桥上，胡姬骑着白马飞驰而过，鬓边的金箔与桥上的石狮相映成趣。

    南市的绸缎铺前，波斯商人正用蹩脚的汉语向买主介绍撒马尔罕的织锦。

    上阳宫的牡丹园里，宫女们正与西域使节的女眷掷骰子，笑声惊飞了枝头的黄鹂。

    这种开放包容的风气，在长安更为浓烈。

    朱雀大街上，能看到戴着帷帽的仕女与士子并辔而行，她们腰间的蹀躞带上挂着佩刀与算袋，全然不见后世的拘谨。

    西市的“胡姬酒肆”里，歌女们唱着波斯的《胡笳十八拍》，舞姬们跳着柘枝舞，文人墨客在此斗诗饮酒，连宰相张九龄都曾留下“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的诗句。

    长安城的包容，更体现在对异域文化的接纳上。

    景教寺的十字架与大慈恩寺的佛塔隔街相望，祆教的圣火与道教的炼丹炉在同一坊市燃烧。

    吏部侍郎家中的厨娘是高丽人，能做出地道的冷面。

    羽林军的将领中有鲜卑血统，却能背诵《论语》。

    甚至宫廷乐师中，有来自龟兹的琵琶圣手白明达，他创作的《霓裳羽衣曲》，如今已成为宫廷宴饮的必备曲目。

    封禅大典结束后，李隆基在泰山脚下的行宫翻阅户部奏报。

    绢帛库的账目显示，全国储粮达九千六百万石，铜钱储备超过三百万贯，银两储备两万万两，绢帛堆积如山，以至于有些仓库的梁柱因不堪重负而坍塌。

    掌管财政的杨国忠（时为度支郎中）在奏折中写道：“关中粟米每斗十钱，洛阳绸缎每匹百五十文，百姓户均存粮可支三年。”

    这份富庶，源于帝国精巧的朝贡体系。

    李隆基想起武则天的话：“蛮夷之地，若强取则耗国力，若怀柔则获其利。”

    如今大唐对藩属国的治理，正是这套思路的延续。

    渤海国每年进贡貂皮三万张，朝廷则回赠丝绸与农具。

    新罗送来人参与海豹皮，便能换回《礼记》与历法；日本使团带来硫磺与砂金，带走的却是《唐律疏议》与《金刚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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