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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刨除这些浑水摸鱼的地方文官，那些切切实实与蒙古军队接过战的宋军将领，朝廷允许他们在战时自辟财源、便宜行事，却在制度上缺乏对军费的严格管理和监督，在客观实际上也不具备实施监督的条件，因此大多数将领都难免有擅支军费的行为。

    贾似道的“打算法”就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应时而生。

    所谓“打算法”，颁布的诏书上洋洋洒洒数千言，其实往简单了说就一条：核查战时的军费支出情况。多花的钱，一律给朝廷退回来，滥加的苛捐杂税，一律立即取消，那些借机敛财、中饱私囊的，该治罪的治罪，该抄家的抄家。

    规范军费支出，惩治各地文官贪污钱粮、将帅擅用军费，从出发点和立意上来讲，决不能算错，以大宋当前捉襟见肘的财政状况来讲，也算是切中时弊。但是一旦实施起来，立马就走了味道。

    贾似道派御史台中的谏官到各地军镇核查战时军费，本意是想任用这帮清流查案，示以公正，堵住天下悠悠之口。哪想到这帮平日在京城以清廉自傲的各级监察御史们，到了各地拿起账本，仿佛多年的穷鬼终于找到了敛财的方法，嘴张得比谁都大。

    他们在对各地各军在战时的钱粮支耗进行核算时吹毛求疵、甚至无中生有，以此向涉事官员大肆索贿。乖乖交钱的就替其遮掩、大事化小，几句申饬、罚些小钱就算罢了；不从者就小题大做，虚额构陷，动辄免官抄家。

    更有甚者，或是当初有些许嫌隙、或是为了曲意逢迎上官，对在抗蒙之战中有功之臣进行大肆打击报复。武将大多行事粗鲁，平日里说话时也没个把门的，很多时候自己图个嘴上痛快，胡咧乱绉，说完自己都不见得还记着。不过没关系，自有人帮他们记着。

    比如泸州知府兼潼川路安抚副使刘整，骁勇善战、屡立战功，在军中有“赛存孝”、“铁胡孙”的美名，而在一片赞扬声中，刘整自己也骄傲狂妄，不把自己的上司放在眼里，最终引来自己的顶头上司、四川制置使俞兴的嫉恨。

    于是俞兴厚赂京中派来的监察御史，令其到刘整军前打算钱粮，该御史到了泸州之后便将近些年来刘整军的一应账目支出翻了个底朝天，从中查出问题无数。

    刘整见势不妙，才知道上官不好得罪，想起来弥补与俞兴的关系。只是他送俞兴金瓶，俞兴不受，他又跑到俞兴的江陵老家，求得俞兴家中老母亲的手书，嘱咐俞兴放刘整一马，俞兴依然无动于衷。刘整为此惶恐不安，派人到临安向朝廷上诉，然而俞兴乃是吕文德心腹，贾似道又怎么可能为他主持这个公道？

    最终走投无路之下，刘整竟然以泸州辖地三十万户投降了蒙古！

    也多亏忽必烈的主要精力和兵马都在北方与阿里不哥争夺汗位，只派了偏师南下接应刘整，却也在里应外合之下，攻占了四川大部分地方，一时之间川中六十余州大多归于蒙古囊中，大宋“止有二十余州，所谓二十余州者，又皆荒残，或一州而存一县，或一县而存一乡”。

    俞兴出兵进剿刘整，反被刘整所败。随后吕文德亲率大军水陆并进，入川进剿，才挽救颓势，收复失地，此时正将刘整困于泸州城中。

    刘整不过是得罪了自己的上司四川制置使俞兴，便受到这般遭遇，那些得罪贾似道的，更成了御史台的谏官们用以讨好贾似道的进身之道，又如何能有什么好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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