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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的采访就是问了主创们拍摄时的一些花絮，也问了宋鲁的一些创作想法。比如性在影片中的表达，因为电影的开片与片中都有性的表达，这会是什么意思呢？

    作为东方男人的宋鲁回答起来还有些小害羞，只是用了“欲望最直接的表达”、“原罪的起因”、“希望的运用”等话来概括了。

    包括后期时，伍德鲁夫因为得了艾滋病很久没有过性了，但他却在中途的时候有了这种行为，这表明了他差一点就让生命重新点燃了，这个时候是“希望的一种表达”。

    他甚至还用了一个不恰当的比方，说“在东方，古时的皇帝如果沉迷于情欲当中会被批评的，但是如果一个皇帝完全没有情欲，那也会是帝国的危机。所以，当一个一直没有情欲的皇帝开始宠爱妃子时，这时帝国的大臣们会感觉这是帝国的希望，因为皇帝依然年轻力壮。”

    主持人继续问电影的主题为什么会从与病毒的抗争最后变成与政策的抗争？那么最后整部影片是一种政治的表达还是生命的诠释？

    问题变得越来越尖锐，宋鲁也是开始小心的回答。

    他针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生命权有时候不仅仅是一个个体的努力，更是政治的好坏的标准。一个能让人人都能治得起病的政府往往都是被评为最优秀的政府之一，在西方不就是这样吗？”

    主持人还问之前北美的一些记者在批评他在抹黑鹰酱国，认为这是一件鹰酱不光彩的事，所以宋鲁拍摄这部电影是一种抹黑行为，所以主持人问宋鲁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宋鲁也是无语的看了眼主持人，这是要拿着宋鲁薅新闻热度往死里薅啊。

    “我从来不认为一件全社会都知道来龙去脉的事件这会是一种抹黑，我的电影里没有任何的夸张以及放大当年的事件，为了防止出现所谓的夸张抹黑，我们是咨询过了律师的。另外，自由表达不是一直是西方的价值观吗？为什么自由表达一件客观存在的事件也成为了抹黑，有了政治附加了？我不这么认为。”

    主持人对宋鲁回答的几个敏感话题很满意，该有的热度都有了。

    这让台下的媒体记者们也跃跃欲试的想立马向宋鲁提问，主持人从善如流的问完了一些问题后就进入到了媒体问答环节。

    其实媒体记者们问的都差不多，主持人基本上把该问的都问完了。

    不过就算这样，他们还是得再问一遍差不多的问题。

    媒体记者问完，那最后是电影人们来问了。电影节上不就是电影人之间的交流嘛，电影人之间如果没有问问题，那这还叫什么电影节呢？

    所以接下来是来自全球各地的电影人用憋脚的英文，或是带着翻译在问宋鲁或主创们。

    其实在电影人之间问宋鲁才是他们频率最高的问题，比如他们会问宋鲁：“你是如何选择合适的演员的？”

    “为什么演员到了你的手中，他们的演技就会有特别的长进，你到底如何调解演员的表演？”

    “你在拍摄过程中比较擅长的就是使用运动镜头，为什么不选择文艺电影中使用更广泛的固定镜头？镜头的运头会不会让镜头失去客观性？”

    “相较于你之前的电影，《达拉斯买家俱乐部》相较于你以往的电影，除了故事的不同之外，你认为你的突破与创新点在哪？”

    “你如何看待文艺电影的？电影到底是作者思想的延伸，还是娱乐观众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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