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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y)和赛因斯(Scie

    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大家平心细想，本志除了拥护德赛两先生外，还有别项罪案没有呢?若是没有，请你们不用专门非难本志，要有气力有胆量来反对德赛两先生，才算是好汉，才算是根本的办法……

    “西洋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迫压，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这样的答复，旗帜鲜明，态度决断，毫不妥协退让，用胡适自己的话说，他是写不出来的。

    有反对的声音未必一定是坏事，很多的时候是引起关注和扩大影响。进步毕竟是不可阻挡的，经过与反对者的多次较量，文学革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胡适在1919年3月3日给女友韦莲司的信中说，文学革命的传播速度超出了他们自己的预期。1918年初《新青年》全部刊登白话诗文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受其影响，全国已经有十余种杂志开始刊登白话文章。

    新文化运动中，胡适大力倡导"易卜生主义"，对于文学界及思想界的解放运动，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胡适把"易卜生主义"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敢于反抗社会,反抗传统,反抗市俗偏见的现实主义战斗精神；二是主张人的"内向"解放，树立"健全的个人主义"人生观"。易卜生主义"的倡导及被知识阶层的广泛接受，标志着中国文化现代转型过程的开始。

    1918年6月15 日《新青年》第4卷第6号，发表了胡适的文章《易卜生主义》。

    在文章的开头，胡适便喊出：“人生的大病根在于不肯睁开眼睛来看世间的真实现状。明明是男盗女娼的社会，我们偏说是圣贤礼义之邦；明明是赃官污吏的政治，我们偏要歌功颂德；明明是不可救药的大病，我们偏说一点病都没有！却不知道：若要病好，须先认有病；若要政治好，须先认现今的政治实在不好；若要改良社会，须先知道现今的社会实在是男盗女娼的社会！

    “易卜生的长处，只在他肯说老实话，只在他能把社会种种腐败龌龊的实在情形写出来叫大家仔细看。他并不是爱说社会的坏处，他只是不得不说。1880年，他对一个朋友说：我无论作什么诗，编什么戏，我的目的只要我自己精神上的舒服清净。因为我们对于社会的罪恶，都脱不了干系的。因为我们对于社会的罪恶都脱不了干系，故不得不说老实话。”

    接着，胡适在文章中写道：“我们且看易卜生写近世的社会，说的是一些什么样的老实话。第一，先说家庭。

    “易卜生所写的家庭，是极不堪的。家庭里面，有四种大恶德：一是自私自利；二是倚赖性，奴隶性；三是假道德，装腔做戏；四是懦怯没有胆子。做丈夫的便是自私自利的代表。他要快乐，要安逸，还要体面，所以他要娶一个妻子。正如《娜拉》戏中的郝尔茂，他觉得同他妻子有爱情是很好玩的。他叫他妻子做‘小宝贝，’‘小鸟儿’，‘小松鼠儿’，‘我的最亲爱的’，等等肉麻名字。他给他妻子一点钱去买糖吃，买粉搽，买好衣服穿。他要他妻子穿得好看，打扮的标致。做妻子的完全是一个奴隶。她丈夫喜欢什么，她也该喜欢什么，她自己是不许有什么选择的。她的责任在于使丈夫欢喜。她自己不用有思想：她丈夫会替他思想。她自己不过是她丈夫的玩意儿，很像叫化子的猴子专替他变把戏引人开心的（所以《娜拉》又名《玩物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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